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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川女高生杀人案,为何即便是有预谋的少年犯也只判最高20年

泗川女高生杀人案,为何即便是有预谋的少年犯也只判最高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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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发布 2026-05-30 / 最后审阅 2026-05-30 本文系基于法务法人存在尹智相律师上述YouTube解说撰写的一般法律资讯文章,并不保证个别案件的结果。具体法律咨询请向律师咨询。

泗川女高生杀人案,少年犯处罚上限是如何确定的

2024年12月25日,在庆尚南道泗川市的一处公寓门口,一名17岁的女高中生被一名18岁的男性持刀刺死。从被害人身上发现的刺伤约20处,集中于颈部和腹部。据报道,加害人在确认被害人死亡后仍持续行凶。本文借此契机,梳理再次受到关注的少年法处罚上限的结构、其立法宗旨,以及修法讨论的脉络。

案件概要与社会反响

据报道,加害人与被害人是事发当天才初次相识。尽管这是一起手段残忍、预谋色彩浓厚的重大暴力犯罪,但因加害人作案时年仅17岁,通常无法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,这一点被广泛关注,被害人家属与市民的愤慨极大。

被害人家属在承受「为何偏偏是我的孩子」的痛苦之余,主张对实施预谋、残忍犯罪的未成年人应按与成年人相同的标准处罚,并呼吁修改少年法。

为何17岁完全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

少年法及《特定强力犯罪处罚特例法》通常规定,对不满18岁的少年不得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。即便案件本应判处无期徒刑,通常也会折算为「15年以下」的有期徒刑;即便属于特定强力犯罪,处罚上限通常也是「20年」。

  • 死刑: 不满18岁不得宣告
  • 无期徒刑: 不满18岁不得宣告
  • 属于特定强力犯罪的杀人: 不满18岁的,通常最高判处20年有期徒刑

如果同一案件由成年人实施,本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或死刑,因此处罚上限差距非常之大。

立法宗旨,以「教化可能性」为前提

现行少年法的处罚上限通常基于以下两个前提。

  • 处于人格塑造期的少年的教化可能性: 即与刑事处罚相比,保护与教化对整个社会更为有益的刑事政策判断
  • 与国际人权标准的一致性: 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内的国际标准对未成年人死刑、无期徒刑的强烈限制

但在如泗川案这般「预谋性、残忍性」突出的案件中,这一前提通常与社会成员的法感情产生较大落差,修法讨论也因此反复浮现。

少年法修法讨论中频繁出现的争点

  • 降低年龄: 将刑事未成年人年龄(现为14岁)降至13岁的讨论
  • 提高上限: 将针对特定强力犯罪的处罚上限(现为20年)提高至25年或30年的讨论
  • 按案件类型差等处理: 对「预谋、残忍犯罪」排除处罚上限适用的讨论
  • 强化被害人保护程序: 家属的意见陈述权、身份保护、损害赔偿优先程序

从部长法官出身律师的视角来看

我在担任部长法官期间审理过大量少年案件,转任律师后亦持续专注于少年案件。法院在对少年犯量刑时,通常同时评估「教化可能性」与「被害恢复」。然而,在如泗川案这般被害人无法恢复的案件中,仅以「教化可能性」为依据来解释量刑上限,正日益丧失社会说服力,这一点难以否认。

加害方与被害方通常都需了解的事项

  • 被害人家属: 在刑事程序中,通常可与律师共同审视意见陈述申请、损害赔偿令申请,以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基金的利用
  • 加害方: 在量刑阶段,真诚的反省、对被害的恢复努力、防止再犯的环境构建,通常是核心评估要素

常见问题

问:在18岁生日前夕作案与18岁生日之后作案,处罚差距大吗?

答:通常差距非常之大。因为作案时点的实际年龄是核心标准。若在18岁生日之前,不得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;若在生日之后,则根据案情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仅相差数日量刑上限就发生变化的结构,正是「立法盲区」争论的核心案例。

问:少年法修法讨论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?

答:通常每当发生重大案件,降低年龄、提高上限的讨论就会浮现,随后再次沉寂,如此反复。2024年至2026年间也多次提出修订案,但通过时机会因案件而异,因此社会共识的累积是关键变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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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泗川案最为尖锐地展示了「少年的教化可能性」与「被害恢复的不可能性」之间的张力。如需准确理解并应对少年案件的程序与量刑结构,建议尽量在案件初期向部长法官出身等精通少年案件的律师咨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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